1928年蔡元培在西子湖畔建立杭州国立艺专，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建校伊始即成立了雕塑系，自此国立艺专雕塑系成为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摇篮。由李金发、王静远、刘开渠、王子云、程曼叔、周轻鼎、王临乙、萧传玖、柳亚藩等人组成的第一代雕塑教育家，均直接或者间接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通过学习西方艺术，提倡写实主义和科学精神，雕塑高等教育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

随着国立艺专雕塑系教学的全面展开，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雕塑艺术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走上了教学的岗位，成为纷纷组建的各大艺术院校的教学中坚力量，另有其中的佼佼者继承第一代雕塑艺术教育家的衣钵留在艺专，加入了雕塑系的师资队伍，他们包括卢鸿基、王卓予、沈海驹、王泰顺，叶庆文、许叔阳、沙志迪、刘去病、何文元、黄立炤、应真华、王大进、沈文强、杨立德、陈长庚、潘锡柔、汤守仁、王建武、高昭庆、傅维安、仲兆鼐、达榴生……（根据《雕塑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艺术上套用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因此中国雕塑在时代洪流的挟裹中一致地转向通过各种方式向苏联学习。在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这个时期美院里年富力强的第二代雕塑教育家，纷纷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地说，这一代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既有严格正统的法国艺术教育，又吸收并实践了苏联的系统教学，再加上他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和热爱，可以说都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然而，正当这一代人精力充沛，马上就要开花结果之时，文革的灾难席卷了全国，浙江美术学院成了全国艺术领域的重灾区，这一批人基本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时期做雕塑成为了一件奢望之事，唯一可以进行的艺术创作就是按照统一模式制作领袖像，除此之外就是到乡下去建房子，当时的雕塑系几乎成为施工队，更为令人扼腕的是本来承接自己衣钵的学子一夜之间跟自己反目成仇，甚至对自己进行肉体摧残，他们的心灵和肉体都承受着巨大的煎熬。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代人本可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甚至可以比肩他们的老师，但他们人生最精华的十几年在政治运动的动荡中被彻底地浪费了，这是他们个人的无奈，更是中国雕塑的遗憾。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才得以重新焕发并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艺术事业上，艺术生命也好像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此时的他们作为雕塑系的真正中坚力量，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雕塑教育的传承。对于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非常珍惜，全身心投入到雕塑的教学和创作中。改革开放初期，学校整体比较衰败，急需建设，文革带来的后遗症在学校还根深蒂固。刚刚恢复招生时，由于在文革当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疏离和隔阂，在教学上老师变得小心翼翼，日常的谈吐也都趋向保守，课堂教学以及创作时常话讲半句，只讲客观规律，主观性的内容让学生们自己领悟。可见，文革给他们这一代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直接阻碍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学校建设也变得缓慢。

然而，整个社会需要有人勇敢地带头打破僵局。此时，浙江美术学院又站在了历史的前排。在莫朴校长的积极领导下，1979年12月浙江美术学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改变了1955年第一次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上用行政方式推行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的做法。从教学上为各种教学方法在美院内部的实施打开了大门，更从政策上为摆脱文革余孽提供了指向。而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肖峰院长的到来，预示着浙江美术学院真正的复兴。一批优秀的教育家陆陆续续被请回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在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号召下，老师们开始放下包袱，在学术上积极进行重新定位，在教学上积极探索。为了进一步展现学术的开放以及自由的学术气氛，浙江美术学院用购买汽车的10万元人民币购进“国外进口美术图书展览”的全部展览图书，世界各国新思潮迅速涌入学生和老师之间。在这样一种情境下，艺术成为师生共同的话题，在他们之间的探讨中，相互关系开始变得融洽。王卓予老师、仲兆鼐老师、汤守仁老师等直接到寝室探望学生，跟同学们谈学校的何去何从，谈艺术，谈教育，谈创作……随着彻底否定文革以后，老师和学生开始打成一片，老师直接邀请同学到家里面去，一起深入交流。潘锡柔老师、汤守仁老师、沙志迪老师、应真华老师等把没被烧的速写珍藏在书里，拿出来给学生看，学生们都为老师们精彩绝伦的艺术所折服。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得以被重新认可，这批老师崇高的形象也得以在学生面前重塑，

经过了文革的洗礼，这批老师意识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得到充分认可后，他们重拾信心，学生重新在他们心目中占据核心位置。他们意识到文革已经彻底被抛弃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之后，要尽快将自己的能量全部传递给下一代，才能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课堂上，他们对每个学生都要轮流单独讲一遍，不希望任何一位学生在下课之前抱有遗憾。这种忘我的教学态度使他们经常跟学生聊起来就忘记回家吃饭。下乡采风的时侯，王卓予老师、沈文强老师、汤守仁老师虽然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仍坚持跟学生们一起住地铺。 他们已经将传道授业当成自己实现价值的途径，处处为学生着想，自己却不求任何回报。毕业快离校的时候，沈文强老师考虑到自己的学生以后可能也要走上教师岗位，亲自到教室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节课，教他们如何规范使用制作雕塑的台子、架子等工具这一几乎被忽视的重要内容。仲兆鼎老师作为雕塑系的副主任，雕塑系的大管家，上课的时候却给学生们扫地，用行动教育学生。正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身体力行，学生们在雕塑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这一辈老师即吸收了西方系统的教学体系又深受苏联教学体系的影响，在新时期，他们融合了这两种成熟的教学体系的优点后，重建了适合我国雕塑教育的完善系统的教学体系。在素描教学中，安排从石膏、头像、胸像到人体的一系列素描训练。泥塑方面，也循序渐进地设置从头像、胸像、二分之一人体到三分之二人体的基础课程。三年级开始重新轮一遍，既可以对前一阶段所遇到的问题重新整理，又可以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再提高。老师们此时已不再仅仅停留在讲解层面，不管是下乡还是在学校上课都亲自示范。下乡时，老师跟同学一起拿着速写本，拿着笔，拿着画架写生，画完了以后就现场给同学讲解。不仅如此，像汤守仁老师带学生下乡之前，自己先以画报上面的场景作为范本画一批速写，如此充分的准备可见这一辈老师对于教学态度的认真。除了系统的专业学习，老师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在进教室上课之前，只要他们感觉教室里的卫生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必然先让学生们清理干净。他们对于环境的要求正是为了使学生们在学习时不因一些细节问题而分心，从而能够全神贯注于学习与创作。这种优良传统正是从程曼叔、萧传玖等第一辈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的，这样一种传统在这里又得到了传承。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传承，三十年代国立艺专时期木头的雕塑台架在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霜后还能使用。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术气氛从全国来讲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其艺术态度是比较前卫的。学生们吸收了国内外新思想后，对艺术形式进行着很纯粹的探讨，并对一些艺术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个人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观点。 以此为背景，美院一直坚持的教学模式和学生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冲突，在冲突中老师们大多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教学大纲的框架下，允许在形式上做一些尝试，给予学生个人发挥的余地，鼓励学生进行探索。沈文强老师在处理教学大纲的要求与学生大胆的创新尝试的矛盾时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每位学生的创作分成两类，一类是规定动作（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一类是自选动作（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这样既没有违反学院的教学规定，又为学生的探索开启了一扇窗口，这一办法在雕塑系延用了好几年。后来潘锡柔老师在指导毕业创作时甚至提出两条大原则：一是不反动，二是不黄色。这样一种教学、创作以及对年轻人的包容使浙江美术学院的雕塑艺术创作出现了很多创新之举，以至于当时的毕业生在国内各大美院的创作中，始终处在一种前沿的地位。这种包容是建立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在雕塑系为浙江烈士陵园创作大型室外雕塑时，系里领导决定让年轻人来做方案，有些老师认为不妥，但王卓予老师坚持先让年轻人先做，老师帮年轻人把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把他们对于纪念碑雕塑语言的研究精华传授给了下一代。在宽容与信任中，学生们即探索出了自己新的雕塑语言，又学习到了老师们多年以来的艺术精华。到了1985年，积蓄已久的力量终于爆发，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在85新潮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夯实了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在全国雕塑界的领先地位。

除了教学，这一辈老师对于艺术始终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他们在个人创作上也不断进行着积极的探索。虽然经过了艰难困苦，但是对于艺术的追求始终伴随着这一辈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做作品，每个人都有一屋子的各种雕塑小稿、小构图。在新的艺术思潮冲击之下，他们用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原来的知识背景上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通过80年代的全国性美展可以看到，老师的创作确实有很多新意，如1986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中沈文强的《孺子牛》获得铜奖，1989年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中傅维安的《家园》获得铜奖，在其他各类展览中多数教师的作品也相继获得了奖项。他们无论是对于应征性的创作，还是委托性的创作都力求完美。对雕塑稿子反复斟酌，一稿、二稿、三稿……直至满意为止。并且他们是另外新起一个稿子来解决一个问题，经过几个稿子的自我比较以后再定稿。之后拿到系里，所有老师的方案放到一起比较。这样一种诚恳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各种机会的把握，是个人参与社会建设的严谨、认真态度，这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独有的优良品质。这种精神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们这一代人对雕塑语言的自觉和理解形成了一种深刻性。在他们的学术根基中由三部分组成：法国雕塑艺术、苏联雕塑艺术、社会磨练中的自身经验。八十年代初期经过总结后，他们将多年来艺术的精华传授给了下一代教师。他们是一个纽带，是在学术传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代人。浙江美术学院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跟这代人有着巨大的关系。如果说第一代老先生创立雕塑系，他们的价值体现在雕塑系的创建和标杆的树立，那么第二代先生的价值体现在他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真正做到并做好了承上启下的工作。无论是在中国雕塑行事业设方面还是对中国现代雕塑高等教育的贡献方面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时不待人，他们刚刚把自己对雕塑的认知和教学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还没来得及发光就已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影响极深，至今雕塑界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需要拂去这段历史上的尘埃，重新检视属于他们的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