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洛的维纳斯》前合影

射击绘画

玫瑰或我的心属于玫瑰

　　现代艺术家中，罹患精神疾病者不在少数，究根探源，或许与社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个人不得不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关。作为艺术家，精神常格外敏感，感受到这种社会转型给人精神上带来的压迫。早在1888年，尼采便敏锐地嗅到了现代艺术家身上的这股气息：“现代艺术家的生理最接近于歇斯底里，其性格也如该病症所显示……他们的系统有一种荒谬的易怒性，可以把各种经验变成危机，把‘戏剧性’添加入生活偶然的鸡毛蒜皮里……”但反而观之，现代艺术的反叛性，亦可令人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救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分析过，艺术是摆脱禁闭的一条途径：“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自然，也就不再存在禁闭——在艺术中，通过诉诸可以自我控制的技艺，摆脱不自由，从而摆脱自我的禁闭。妮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 Phalle，1930－2002），便是因艺术而获得心灵解放者，并因之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原名凯瑟琳·玛丽－阿格尼斯·法尔·德·圣法尔（Catherine Marie-Agnès Fal de Saint Phalle）的妮基，生于法国的讷伊－塞纳市（Neuilly-sur-Seine），拥有法国国籍的她，由美国籍的母亲养大，童年在美、法两地辗转渡过。1937年，凯瑟琳举家迁居纽约，从此，她自称妮基。
　　少女时代的妮基钟情演艺事业，1952年，妮基夫妇与女儿劳拉离开美国到巴黎居住，她进的就是一所戏剧学校。但1953年，因精神严重崩溃，不得不进入尼斯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坐落在法国南部的尼斯，海天相映，风景如画，在它蔚蓝色的海岸线上，曾留下马蒂斯、毕加索、夏加尔、米罗等大师的足迹——他们为这座城市的氛围而沉迷，在此创作、生活，与当地居民分享他们的艺术成果，同时也间接孕育着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在住院的一年时间里，生命行走在崩溃边缘的妮基开始接触绘画，她发现，似乎有着魔法般感染力的绘画对病情有帮助，于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向往的演艺生涯，而立志成为艺术家。她说：“我成为一位艺术家，是因为我别无选择，无需作决定。”
　　翌年3月，妮基与丈夫哈里返回巴黎。此后几年，嶙峋的西班牙海岸、瑰丽的阿尔卑斯山，都印下了他们的足迹……1956年8月回到巴黎后，则徜徉于卢浮宫、奥塞等博物馆，在博物馆中，妮基发现了保罗·克利、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并在同年认识了让·丁古利夫妇（后来她尝试作第一件雕塑，便是请丁古利打制铁架）。1960年，妮基与哈里离婚，年底，她开始与丁古利共用一处坐落在名为龙辛（Ronsin）的死巷中的工作室。次年2月，在巴黎近代美术馆举办的名为“对照：绘画－雕塑”的联展上，妮基展出了集合艺术作品《我情人的肖像》——作品的主体是她情人丁古利的衬衫和顶端放置的一个飞镖盘，她的构想是：“在桌子上，飞镖均由客人使用。他们可以把飞镖朝着我情人的头掷去。看到人们投掷飞镖，成为了雕塑的一部分，是件令人十分兴奋的事情。在我的作品旁边挂了一幅布拉姆·伯格的白色浮雕，当我凝视着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想法：我想象作品正在淌血。受伤，就像其他人受伤一样，对我来说，这幅画作变成了一个有感知的人……如果我们在熟石膏后面涂上颜色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对让·丁古利讲述了我的观点和想法，希望向画作开枪射击，并令它淌血。让对这个想法表示十分兴奋，并建议我立刻开始动手……”1961年的2月12日，妮基完成了第一次“射击”，到1963年，她组织的这种“射击”超过了12次，这些完成后的作品，被称为“射击绘画”——通过射击破坏的瞬间，借飞溅滴淌的颜料，将内在的发泄意识视觉化。
　　其实，妮基这种行为中隐含的暴力和叛逆色彩，在她早年便有所显露。1944年，还在纽约布里尔利中学（Brearly School）读书时，学校操场上有座用作装饰的希腊风格人物雕像，不知出于何故，妮基将红色油漆涂抹在遮蔽雕像性器官的葡萄叶上。女校长对此极为愤怒，勒令她或者接受精神病治疗，或者离开学校。结果，父母不得不将她转往纽约一所教会学校了事。1948年，中学毕业的次年，18岁的妮基便与长自己一岁的哈里·马修斯私奔，直到来年6月才在纽约公证结婚。
　　对于“射击绘画”，妮基坦言，“在1961年我射击爸爸，射击所有的男人，射击显要的男人，肥胖的男人，男人，我的兄弟，社会，教会，女修道会，学校，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她之所以热衷射击，原因在于“我对着画作开枪，因为射击让我发泄出那股狂躁的情绪。这是一个没有受伤者的谋杀。开枪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一份狂喜的感觉。那一刻十分真实，对着我的画作开枪的时候，一股激情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此后，妮基多次在不同场合为观众表演这种带有强烈“偶发艺术”色彩的“射击绘画”，而其射击对象，则扩展到《米洛的维纳斯》、《金刚》等。
　　是名噪一时的“射击绘画”令妮基跻身“新现实主义”艺术圈，但为公众熟知的，则是她从1963年开始制作的“娜娜”（Nanas）：一位色彩斑斓、体型丰满的女性——既是古老的图腾偶像，大地之母，也是古代世界中的女神；既是电影中出现的明星、女巫，也是公众熟悉担当各种角色的当代女性。娜娜由此成为妮基的符号。借由娜娜，妮基以女性的视界，反抗庸俗的女性影像和低俗的性审美观，谴责社会对妇女的角色定义——生育孩子的工具、贪婪的母亲、巫婆与妓女……
　　然而，似乎坎坷的命运总不肯放过妮基，在名声不断增长的同时，疾病也在不经意间悄然袭来。从1967年开始，妮基由于试验聚酯树脂这种新材料，长期暴露在聚酯材料的烟雾和灰尘中，第二年年底便感到呼吸困难，到了1974年，不得不入院治疗。出院不久，从美国转往瑞士的圣莫里茨游历休养，在那里，她重逢50年代的旧识马雷拉·阿涅利（Marella Agnelli），妮基向她透露了想要建造一座雕塑公园的梦想。
　　早在1952年夏天，妮基一家到法国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旅游时，大教堂作为“整体的典范”，深深地铭刻在她记忆中。1955年游览巴塞罗那期间，更是发现了许多高迪作品，其中圭尔公园（Güell Park）尤其给妮基以震撼——由于大量运用色彩缤纷的西班牙瓷砖与碎瓷片镶嵌，整个公园散发着华丽浪漫而浓郁的地域色彩。当时，她便萌发了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雕塑公园的念头。现在，疾病缠身，这一念头越发迫切。马雷拉的兄弟卡洛·卡拉乔洛与尼古拉·卡拉乔洛（Carlo and Nicola Caracciolo），决定帮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1978年，妮基开始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卡拉瓦乔镇卡拉乔洛兄弟的产业上，筹划她的“塔罗公园”（‘Tarot Garden’）。之所以取名“塔罗公园”，源于妮基对塔罗牌上的图形和符号的沉迷：塔罗牌是一种据说起源于古埃及的占卜扑克，共78张，由22张图画牌（大阿克那）与56张数字牌（小阿克那）组成，每张精致的纸牌都有独特的图案和意义。占卜时，以某种形式将牌排好，然后再查看牌的所在位置来做判断，人们可以针对恋爱、健康、财运、婚姻等不同的需求来进行占卜。自此，妮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塔罗公园的创作中（公园于1998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其中的系列大型雕塑共22件，正与塔罗牌的图画牌数目相等。
　　不过，在丁古利1991年去世后（两人1971年7月在法国苏瓦西结婚），妮基便于1994年迁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圣地亚哥，直到2002年因慢性呼吸病去世。在她艺术生涯的后期，当地有关加利菲亚皇后（Queen Califia）的传说，引起了她的兴致：加利菲亚皇后是美国西部与新墨西哥一带的印第安公主，美丽异常且富有权势，统治着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个岛屿——岛上住着黑皮肤的亚马逊人，并有许多有待发现的贵金属和异兽。通常认为，“加利菲亚”就是“加利福尼亚”一词的由来。正像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大师从非洲原始艺术中获得启发一样，妮基也因印第安公主故事的激发，制作了许多色彩艳丽的版画。同时，印第安人高耸的图腾柱，古代中美洲居民阿兹特克人关于羽蛇的传说、族长色彩鲜艳的头饰等，也赋予她制作《图腾》等作品的灵感，在令人联想到高迪、米罗等大师的现代艺术传统之时，心中同样会泛起对那些已消亡民族和久远传说的记忆。
　　“天才、激情、想象”，曾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对抗新古典主义理性与保守的响亮口号与精神动力，在20世纪的妮基身上，这一口号也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早期发泄情绪的“射击绘画”，到超越健康理由，涉足雕塑，创作出洋溢着活泼明丽气息的“娜娜”，再到追溯传统的“塔罗公园”和审视少数族群文化的“图腾”……无论行为，还是绘画、拼贴、雕塑，总带有她自我生命的清晰烙印，从力图摆脱精神梦魇般纠缠的沉重，到充盈着心灵自由漂浮的轻松，在其神秘缤纷如仲夏夜之梦般的想象与创造中，走过的是艺术家自我文化心灵上由叛逆到还乡的旅程。

　　（初枢昊：硕士，中央美术学院《世界美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