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碑之飞天 北魏·残高41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造像碑 北魏·残高41厘米·石灰岩·宽41厘米·青州市博物馆藏
菩萨造像 北魏·通高104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佛造像 北齐·像高148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佛造像 北齐·残高113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菩萨立像 东魏·高95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彩绘佛立像 北齐·高97厘米·石灰岩·青州市博物馆藏
青州依旧属南朝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位于青州市西部,虽然是一个市级博物馆,但馆藏文物却多达3万余件。馆内陈列的大量珍贵文物,展示了青州地区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博物馆“龙兴寺佛教造像精品馆”的专题陈列厅里,展出的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窖藏佛教造像,是青州市博物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青龙寺窖藏佛造像的发现,不仅引发了学术界诸多的研究课题,也成为青州名扬四海的一个重要契机。
1996年10月,就在青州博物馆南一墙之隔的建筑工地上,一个窖藏的佛教造像群被意外发现,时任青州博物馆副馆长的夏名采,亲自前往现场勘察,并组织对窖藏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地发掘和清理,经历了7昼夜紧张而有序地发掘,窖藏佛教造像被全部清理出来。在一个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3.45米的长方形窖坑内,共清理出包括石灰岩、汉白玉石、花岗岩材质的佛头像144件、菩萨头像36件、铁和陶制的罗汉、飞天、供养人等10件,拼对后较为完整的造像残身约400件,残经幢3件,随后还出土了大型石刻盘龙柱1件以及鸱吻等建筑构件。青州一次性发现数量如此之多,雕刻如此精美、品种如此之齐全、跨越时间如此之长、贴金彩绘又保存得如此完好的佛教造像,在我国佛教考古中实属罕见。因此,这次重大发现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以及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学术界称作“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发现窖藏的地方,就是青州古代大型佛寺——龙兴寺的遗址。地上建筑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是一个学校的操场。我们从历史文献的资料中知晓,龙兴寺的前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寺院,曾被当地人称作佛堂。佛堂是当时地方上从事佛教活动最初级的场所,多为当地官宦人家将自己的宅院舍出为寺,这种做法,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比较普遍。根据元代益都人于钦所著《齐承·古迹》中的记载,龙兴寺在青州城西北隅的修身坊,寺院最初就是当地太守刘善明的故居。《南史·刘善明传》记载:刘善明曾经是南朝宋时的北海太守,元嘉中(424~453年),青州遇到特大灾荒,颗粒无收,百姓已经到了互相残食的境地。太守刘善明将自家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并亲自熬粥,赈济当地百姓,“乡里皆获全济,百姓呼其家为续命田”。
因为刘善明信奉佛教,经常在家中从事佛教活动又因其赈灾之举,颇受百姓拥戴 ,百姓将他的宅院称为佛堂。之后刘善明将其宅院“舎以为寺”,佛堂逐遂成为一座真正的寺院。宋元嘉二年(425年)至北齐武平四年(573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龙兴寺还一直称作佛堂,由于这种寺院初期是宅院的建筑形式,因此,并没有严格按照寺院建制的标准建造,而是在之后的扩建中才逐渐完善的。北齐武平四年(573年),佛堂被“赐额南阳寺”,到了隋开皇元年,又“改曰长乐,又曰道藏”,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改名为“大云”,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才真正被称为“龙兴寺”。
龙兴寺在隋唐至北宋初期,香火仍然非常旺盛。根据宋景祐四年(1037年),前任职青州的夏竦在《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里,清晰地记载了龙兴寺当时 “地势陡绝,堀圽洋水之阴,楼观飞注翱翔重闉之表,东涧绝涧,径度于阛阓,西瞰群峰旁属乎原野,十二之胜尽于兹焉” 的胜景。到了北宋中期,龙兴寺已不在继续往日的繁盛。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的第七子朱榑被封为齐王,在青州拓地建藩,并在已经荒废的龙兴寺原址上建造了齐王府,至此,龙兴寺院就这样不复存在。
从龙兴寺窖藏的佛教造像中我们可以判断出,龙兴寺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北魏末年至北齐这一时段。这在青州博物馆内珍藏的一块北齐石碑《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的刻文中这样写道:“南阳寺者,乃正东之甲寺也。即左通阛阓,亦右凭涧谷,前望曲磐,却邻泚弥。层图迈于涌塔,秘宇齐于化宫。足使须达,羡其经启延寿,韬其赋颂,感致之极,莫与争先。果屈轮舆,频修礼谒。香甫燃而雾作,花劣飞而霰下,遂于此所,爰营佛事。制无量寿像一区,高三丈九尺,并造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而胁侍焉。”从这段刻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龙兴寺是青州地区诸多寺院的代表,齐地东方的一流寺院,不仅建筑规模相当宏大,佛塔高耸,宝殿雄伟,而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来往交通便利,加之寺院周边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因此,来这里烧香拜佛的信徒络绎不绝,也成为修行苦读者的首选之处。寺院内雕刻有高三丈九尺的巨型佛像,两侧有菩萨力士为胁侍。这样的盛况几乎可与当时洛阳城内著名的永宁寺相提并论。
在窖藏造像中,从最早有纪年的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韩小华造的弥勒像,到最晚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各个时期的造像均有出现,但大部分造像为北魏、东魏至北齐这一段时间制作的。造像的大小差别也比较大,最大的造像高达3.05米,最小的仅有50厘米。造像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又具有每一时期的风格特点。最具特点的当为北魏时期文人士大夫流行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和北齐曹仲达“薄衣贴体”的“曹衣出水”造像风格,它们在青州造像中均得到完美的体现。“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征,表现在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大多面部清秀,体态修长,削肩含胸,身穿传统的“褒衣博带”装,长裙层层叠叠,略有厚重感。这种早期由东晋顾恺之的绘画以及戴逵父子雕塑所形成的风格样式,由南朝宋时期著名绘塑大师陆探微等人逐渐发展而成为流行的风格,也是中国佛像南北方艺术交融的结果。
东魏时期的造像特征基本上延续了北魏造像清秀的特点,在吸收域外造像风格特征的基础上,具有独特风格的青州造像开始出现。造像的体态和面相逐渐趋于饱满圆厚,袈裟和长裙上的衣纹已经明显变少,袈裟向外展开的程度也有所减轻,服饰也更显轻薄,这也是逐渐向北齐过渡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菩萨的造型却则显得更加华美。
而最具“青州风格”也最具地域特征的,当属北齐时期的造像。龙兴寺北齐时期造像,以单体圆雕立姿造像居多,造像多呈印度笈多式造像风格,“薄衣贴体”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但青州北齐佛造像又不完全依照印度模式,它有着自己对佛的理解,造像体态修长,比例和谐匀称,刻画精美细致,神情委婉动人,体现出本土文化的审美特性。而这一时期的菩萨造像则显示出更加繁缛华丽的造像特征。菩萨大多全身布满璎珞垂珠,项圈、佩饰、臂钏、手钏,并进行彩绘和贴金的装饰手法,更加艳丽华贵。
青州佛教造像风格的形成,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广泛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青州佛教造像受到南朝的影响比较大,这是因为青州在北魏占领之前曾经是南朝的属地,受到南朝政治文化遗留的影响较大。东晋十六国时期,东晋隆安二年(398年),鲜卑慕容德在青州广固城称帝,建立了南燕政权。但东晋的义熙五年(409年)刘裕攻打南燕,第二年青州又并入东晋的版图,后属南朝刘宋政权。直到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魏将慕容白曜攻陷东阳,青州地区才开始隶属北朝的版图。虽然这时青州属于北朝,但与南朝的交往并没有中断。另外,南方海路的佛教传播与交往逐渐兴盛,青州成为南方与印度佛教交往的重要途径。因此,由海路直接进入青州的佛教造像的风格特征逐渐形成,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独立的地域环境,使之成为青州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不过,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造像,已经是经过文物工作者们精心修复还原后,又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些造像在刚出土时,几乎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在这些数目众多的造像中,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形象。造像有的被砸碎成几块,几十块,还有的造像甚至碎成了上百块。然而,这些造像在被掩埋时,却又摆放的十分整齐。
这样一种集体被毁,又集体被埋在窖坑里的现象,使人们在发现之时就产生了很多的谜团。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众多的造像被砸碎,而又摆放整齐的一次性埋藏于坑内呢?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是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时毁坏的。另一种一观点认为,青州造像被毁于1129年金兵攻打青州城所致。这一判断是根据青州城西南40里上庄的一块金大定六年(1166年)十月刻制的《正觉院牒碑》上的碑文记载:“昔欧阳文忠公称佛乃西方圣人… …建炎天会间,德狙闰齐,道蚀南宋,师旅荐兴,饥馑数至,大都小邑,梵刹精蓝,尽为煨烬……”建炎三年,金兵攻打青州,在之后的三年里,曾先后五次进攻。长期的拉锯战,使当时的寺院很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僧侣们只好逃到远离战火的僻静之处寻求避难。龙兴寺地处青州城内,自然也逃脱不了战争的浩劫。硝烟散去,僧院已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佛信徒们只好将这些造像埋入地下,在掩埋时应该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然而,考古工作者从被毁坏的造像痕迹上发现,这些造像似乎并不是被全部砸毁于一次事件,而且,造像表面描金的效果,直到发现时还非常清晰鲜艳,对于这一现象,一些专家们有另外的一种解释。由于类似于龙兴寺佛造像被毁而又被整齐掩埋的现象在山东青州一带较为普遍,专家们推测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很有可能是进行了两次掩埋。第一次是在北朝晚期,北周武帝灭北齐后于建德六年(577年)在所占领的青齐之地继续实行灭佛政策,使大量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遭到灭顶之灾。随后,被砸碎的佛像残块,被收集掩埋。青州地区佛造像第二次集中埋藏,是北宋末年金兵曾与青州守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惨败,城陷被毁,龙兴寺的佛殿被焚毁,造像被砸碎。稍待战事平息,佛信徒们把之前佛像所埋之地又一次挖开,将战火中被毁的佛像又一次收集齐,与原来的佛像掩埋在一起。否则,北朝晚期的龙兴寺佛像,至今还能够使彩绘描金保存得如此鲜艳,就无法得到合理地解释。
青州是佛教造像的集中地,有着悠久的石刻制作传统,当地的青石材质可以雕凿非常细腻的佛造像。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制作过高3米的坐姿胡俑像。北朝时期,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经济发达,青州成为佛教活动最繁盛的地区,因此,当毁佛运动来到之时,更会加大对佛教的毁灭。龙兴寺窖藏坑出土之前,周边已经出土有一千多件佛像,情况基本与龙兴寺类似,这样,两次毁佛又两次掩埋的推测似乎更加可信。对于青州窖藏佛教造像的破坏时间和原因以及诸多的研究领域,人们还有种种的推测和疑惑,这些讨论和研究都将一直延续下去,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新成果和新发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青州窖藏佛造像自发现之日起,就一直备受学术界、艺术界和宗教界的关注。不断有专家学者前往青州考察研究,对研究北朝佛教的历史、艺术史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不仅如此,文物部门还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的展出。1997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办了“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随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展”,这两次展览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广泛赞誉。随后,又先后赴美国、日本、德国、瑞士、英国等多个国家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青州佛教石刻造像不仅是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所涌现出的艺术经典,时至今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沈琍 博士、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
《国宝春秋·雕塑篇》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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